周恩来是当代最为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自新中国成立起，直到1976年逝世，他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凭借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深厚的人格魅力，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外交技巧和谈判艺术、机智周全的策略，至今让后人难以企及。

　　1947年3月，军队进攻延安，随着党中央机关的撤离，这中间还包括了一批曾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从事外事工作的精英。周恩来担心这些外事人才会被蒋介石的军队拆散，因此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外事机构。1947年5月，中央外事组应运而生，由担任组长，王炳南为副组长，成员超过二十人，设立了研究、翻译和新闻等处，奠定了外交部的雏形。

　　随着全国解放，外交事业迅速推进。1949年9月，王炳南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着手筹建外交部，并将办公地点定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旧址。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四天后，王炳南带领工作人员搬进了新的外交部办公大楼，周恩来随即召集召开了首次外交部工作会议。

　　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正式公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成立。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所有与会人员，外交工作要像军队一样严谨，强调从实际出发，不骄不躁，要求大家在工作中保持谦逊和耐心。

　　随着新中国外交的展开，外交部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慢慢的变多的人加入进来。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形成了“四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范为外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从1949年到1958年，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他亲自规划了外交部的各项事务，并且带领新中国度过了外交初期的艰难时光。那时，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采取了孤立中国、封锁经济、威胁军事等多方面的手段，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样的局面，周恩来从始至终保持沉稳，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外交策略，谨慎地推行外交工作。

　　周恩来不仅积极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还同许多中立国家开展了贸易和友好合作。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创见成功解决了中印关系及与尼泊尔、蒙古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争端，后来也成为全世界广泛采用的国际外交准则。

　　1954年4月，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成功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他的卓越外交才华和个人魅力令人赞叹。尤其是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中，周恩来通过讲述中国文化、翻译《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了他将外交与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魅力。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展现了他的外交智慧。当时，亚非会议的气氛紧张，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持怀疑态度。周恩来通过一篇简短却深刻的演讲，不仅消除了这些国家的疑虑，还赢得了与会者的敬佩。他强调中国与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呼吁大家团结合作，共同反对殖民主义。

　　1961年6月13日，周恩来亲自参与接待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尽管周总理已知身体健康情况不佳，但他依然表现出超凡的细致与谨慎。当时他留意到风向可能会影响欢迎仪式的安排，迅速做出调整，确保了活动的顺利进行。这种细心和责任感，令每一位参与的工作人员和外宾都深感敬佩。

　　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的精细和周到为新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他交往的各国政要都表示，对他的钦佩与日俱增。尼克松在其自传中提到，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和深厚的外交技巧，令他印象深刻。周总理的谦逊、镇定自若的态度以及高明的谈判技巧，都成为他个人魅力的象征。

　　周恩来的外交风范不仅征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还感动了许多外国政要的私人生活。例如，尼克松和田中角荣都曾在访华时展现出对周恩来的极大尊敬和体贴。这种关怀细致的行为，令周总理的国际形象更加深刻。

　　周恩来不单单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他的智慧、毅力与远见，造就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崭新面貌。他的外交事业对后代影响深远，也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外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