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的前哨大会上，王煜全深入探讨了变革时代的启示，并总结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创新的规律。

　　他特别强调了科技深度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条件。从城市建设到工业革命，再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都展现了一种纵向整合的复杂系统模式。

　　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小企业正成为主力军。然而，这些小企业在与大企业合作方面仍面临困难。王煜全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柔性生产能力和大规模复杂产品制造能力在全世界内具有独特优势。

　　随着线上社会的发展，产业生态将进一步演变，地理密度的重要性将逐渐降低。在全球市场中，中国企业既面临挑战，也拥有机遇。尤其是在AI领域，中国企业要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需求和习惯，并具备领导力，以引领整个产业链走向未来。

　　王煜全预测未来30年将是经济黄金增长时期。30年后回望今天，我们会发现许多现在看似普通的事物将会变得匪夷所思，就像工业革命初期的人们在蒸汽机出现30年后看待当时的情景一样。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将会有大量的新物种涌现。

　　我们正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其影响深远，使未来的规律和成功法则与过去截然不同。换言之，若未掌握适当的方法，即便付出积极的努力，也可能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果。

　　然而，若能预见未来，当他人尚无法洞察时，你便能率先认清局势，从而占据先发优势。许多成功者在事后回顾过往，感慨自己当年的实力，实际上多数成功者皆凭借运气，并果断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即早期介入。

　　我们坚信这个时代充满着巨大的机遇。当新的机会、趋势和规则逐渐呈现时，若能尽早把握，你便能成为第一批。

　　例如互联网的第一批包括BAT、百度、阿里、腾讯等公司，无线互联网的第一批则有字节、拼多多、滴滴等公司，他们的成就令人瞩目。

　　我们过去在面对问题时总是一直寻找先例。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陷入另一种迷茫境地：若没有可遵循的先例，我们怎么样找到前进的道路？难道真的只能如摸着石头过河一般探索前行吗？

　　幸好我们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借鉴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我们大家可以回顾历史，寻找其中的韵脚，从而揭示当今的规律。

　　历史转折多次出现，每次转折到来时，若将视野拓展得更宽广，观察整个历史周期和完整的转折，便能发现过往转折前后的蛛丝马迹。据此，我们大家可以推断当前的转折将带来何种影响，指导我们未来的道路。

　　过去40年里，中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然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长期维持超快速地增长。随着我们国家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发展形态趋势逐渐趋于平稳。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波动起伏，有缓有急，同时伴有局部好坏之分。换言之，即使在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部分地区的发展仍不尽如人意；而在经济情况欠佳的时期，仍有诸多积极因素值得关注。

　　鉴于有些人对未来30年可能陷入停滞的担忧，一种与经济周期理论相吻合的观点应运而生，即达里奥金融周期理论。

　　达里奥金融周期理论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到兴盛之后，假如慢慢的出现衰败和大萧条，从零开始逐渐恢复到下一个繁荣的过程，时间会非常长。

　　实际上，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经历了经济的大繁荣阶段，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经济快速地发展长达近30年。这一发展历史与达里奥的理论存在矛盾。

　　1920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各国纷纷签署了和平协议，实现了握手言和。在这一段时期，科技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带来曙光，众多先进科技，如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陆续进入人们的生活。

　　由于一战的结束、科技的进步以及和平的到来，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因此20年代并非灰暗的时期，而是被誉为咆哮的20年代。

　　直至1928年，美国股市的资本利率达到5%，这引发了人们对股市投资热情的空前高涨。然而，由于过度预期，最后导致了1929年的大萧条。

　　谈论创新经济学，不得不提及Carlota Perez卡洛塔·佩雷斯。她提出了科技周期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创新为社会带来实际收益需经历两大周期和4个小阶段，其中大周期分为导入期和展开期。

　　暂且不论小阶段，我们先了解导入期。导入期意味着科技已确立并在某一行业得到应用，带来广泛利益，但尚未普及至别的行业。此时，别的行业预期过高，泡沫破灭后，进而陷入低谷。

　　美国经济学家Diago Comin指出，经济体强弱的衡量标准并非引入先进科技的速度，而是使用先进科技的深度。

　　结合科技周期理论，我们大家可以洞悉经济危机的根源，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要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必须转化为实际产品，实现量产并让广大民众使用。

　　2.不同的科技，相似的拐点当前我们面临的挑战与1929年存在相似之处。新一轮科技浪潮即将席卷各行各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保持警觉，避免过于热情，而是要扎实地将新技术引入所有的领域。我们强调科技深度的关键性。以AI领域为例，尽管新技术不断涌现，但我们仍需关注历史，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经验。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应该关注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而非表面现象。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是指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每一轮科技革命中，都会出现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需要保持耐心，回顾上一轮科技革命的历程，特别是详细划分科技革命阶段。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数字革命，这是虚拟产品的革命。虚拟产品革命正处于转折点，我们可以将完整的历史系统作为参照，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我们有幸参与数字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同时也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参照系。通过借鉴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我们有望在科技领域取得更为稳健的发展。

　　追溯工业革命的起源，瓦特因其改良的蒸汽机而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他的创新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瓦特生产的蒸汽机数量仅为500台，而且完全是手工制造，没有实现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第一工业革命的核心倡导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有所背离。

　　瓦特的产品主要是蒸汽机，其生产方式并未实现规模化、工业化生产。本质上瓦特只生产了一个技术产品，蒸汽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火车和轮船两个领域。然而，它在整个自动化生产流程中仅是一个环节。

　　全球范围内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之父应归属于阿克莱特。相较之下，瓦特的知名度较高，阿克莱特同样对蒸汽机进行了改良。然而，与瓦特在原有蒸汽机上实现巨大效率提升不同，阿克莱特的改良旨在使其适用于自身工厂。

　　阿克莱特被誉为现代工厂之父，他推动的规模化生产正是工业革命的本质。阿克莱特采用复杂的机械设备将纺织流程全部自动化，形成了连续化、系统化、自动化的生产，这才是工业革命的精髓。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恐慌和担忧，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导致广泛失业。回顾历史，纺织机械自动化是否真的导致了纺织工人大规模失业？

　　虽然历史上有纺织工人失业的情况，但是这并非普遍现象。当时拥有丰富经验和技能的高端纺织工人确实失业，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低端就业机会，使得就业人口大幅增长。

　　在纺织业发展初期，大部分工作都是手工完成，因此需要大量熟练工人。然而随着纺织机械的出现，情况发生了改变。纺织机械的自动化使得没有专业技能的人也能操作机器完成纺织工作。

　　工业革命的精髓在于将专家经验融入自动化系统，使没有经验的人也能操作系统，从而制作出比有经验的人更好的产品。

　　从历史角度来看，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机械自动化并未导致大规模失业，反而创造了更多低端就业机会。同样地，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将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可能性和机会。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原本占据优势，然而并未掌握工业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美国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工业重心的转移地。

　　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纺织技术相当于当今的芯片技术，因此英国限制纺织人才、机械和知识出口。

　　一位名叫塞缪尔·斯莱特的英国人，在14岁时到纺织厂做学徒，在14岁到21岁的7年时间里掌握了纺织业的所有秘密和技能，并将知识全部记录在脑海中，最终移民到美国。

　　最终斯莱特接管了一家运营不畅的美国纺织企业，不仅成功实现盈利，还组建了自己的工厂。

　　斯莱特将英国纺织经验传授到美国之后，波士顿的一位投资人Lowell发现建立纺织厂有利可图，便开始进行纵向整合，不仅仅是纺纱，还织布，甚至制作成衣。

　　在纵向整合时，用工复杂度增加，男女老少都可以工作。因此，他与波士顿的其他投资人在一片荒地上打造了崭新的城市，并以他的名字lowell命名。

　　这座城市的建设充分体现了纵向整合的纺织业复杂系统，实现了一体化生产。为了容纳工人，Lowell甚至在城市中设立了商店和娱乐设施。此外，他秉承了斯莱特的做法，关注员工的成长，设有周日文化课程，甚至聘请大学生为童工授课。

　　Lowell成功地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整合式生产。在高效产出产品的同时，确保工厂的连续生产，从而保证利润。他并非出于善心改善员工环境，而是意识到这对企业有利。这种模式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借鉴意义。

　　阿克莱特生产的纺织产品相对简单，汽车产品更加复杂，而福特使用流水线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

　　1913年福特年产轿车3万辆，于是他们部署了流水线辆，产量提升数倍，这就是流水线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福特让我们看到了工业革命的三个核心：规模化生产、市场覆盖和消费。

　　实现规模化生产，通过流水线实现。规模化市场覆盖包括火车和轮船。规模化消费意味着尽量使产品价格更加便宜。

　　1916年福特t型车售价360美金，当时福特员工日薪约5美元，相当于72天的工资就可以购买一辆车。

　　最终福特在20年间销售了1600万辆T型车，这个纪录几十年后才被打破，实属难得。找到规律，按规律办事非常重要。

　　在瓦特之前出现了蒸汽机，称为Newcomen蒸汽机，两者的应用领域高度相似，主要用于矿业、纺织、制造业、农业、军事等领域。目前GPT的应用领域与传统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非常相似，性能极大提升，但是领域没有扩张。因此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似乎只能实现效率提升。

　　蒸汽机确实提升了效率，但之后被运用到各个行业中，尤其是运输业。有了蒸汽轮船和蒸汽火车，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更不用说有了自动化的纺织厂、枪炮厂、印刷厂，尤其到了福特以后，复杂产品都可以被制造。

　　蒸汽机出现了应用井喷，核心在于替代了人的经验。GPT之后是否会出现应用井喷？我的结论是一定会。

　　在人工智能时代，如果仅关注节能增效，就像蒸汽机时代只关注替代原有蒸汽机一样，会错失巨大机会。

　　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出现之前，美景的拍摄和后期制作需要团队协同完成。然而如今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仅需一人即可完成，其效率提升堪比蒸汽机革命。

　　正如蒸汽机技术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一样，人工智能技术的变革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与过去的制作用具相比，现今的AI和GPT技术具有巨大优势。这不仅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更体现了能力和效率的全面增强。

　　这将开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时代，引领多个产业进行革新，并催生众多新兴产业。我们坚信本轮人工智能的推动将孕育出新一代企业，如同当年的BAT、头条等。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我们要关注其深度发展以避免潜在危机。线年的危机，但是不要忘记1945年之后是连续30年的大繁荣。

　　工业革命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福特等产业巨头的崛起，还孕育了洛克菲勒等商业巨头的诞生。

　　1863年，洛克菲勒开始涉足石油精炼业务，初期主要目标是生产煤油。随着他敏锐地察觉到汽车市场的潜在需求，果断调整了业务重心，将注意力转向汽油生产。这一决策凸显了他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

　　起初，英伟达专注于图形加速技术，主要服务于电脑游戏玩家。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英伟达迅速把握住机遇，转型成为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领军企业。

　　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游戏的影响。尽管游戏在某些人眼中可能被视为不良嗜好，但许多杰出的成就都是在游戏中得以磨练和启发。学习不佳不应简单地归咎于游戏，而是因为在学习不佳的情况下过度沉迷于游戏而受到批评。对于学习优秀的学生，游戏往往被视而不见。

　　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伊恩布克为例，他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接触到了GPU技术，并利用校园资源构建了一个小型计算网络。这一经历引起了英伟达CEO黄仁勋的关注，他随后邀请伊恩布克开发CUDA软件系统，用于操纵GPU进行各种AI计算任务。

　　英伟达在校园中大力推广CUDA系统，使学生们在完成各种计算任务时能够充分利用GPU资源。这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时也会继续使用CUDA系统，从而形成了英伟达强大的护城河。

　　英伟达的真正竞争优势在于其完备的软件系统和生态。即使其他厂商在人工智能芯片性能上实现了领先，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和生态，他们也很难超越英伟达。

　　科技企业的兴衰周期往往与时代潮流息息相关。2000年前后是互联网企业，例如bat；2010年前后是无线互联网企业，例如美团、字节和拼多多；2022年，将会出现一批新的人工智能企业。

　　历史经验表明，新兴企业在崛起初期可能会经历3年乃至5年的艰苦岁月，但一旦获得市场认可，便有望在5年甚至6年内锁定胜局。从那时起，这些企业将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

　　如今，我们正处于见证下一轮智能革命赢家的时刻。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有一批智能企业诞生，如同昔日的BAT。届时，新崛起的企业将有望在10年内超越现有巨头，创造新辉煌。

　　近期，拼多多的市值已超越阿里，但它尚未完全掌握无线互联网的精髓，未来仍有可能被阿里反超。然而，大趋势不可阻挡，无线互联网超越互联网已成为必然趋势。同样，字节跳动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腾讯。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智能企业将在2033年或2035年超越BAT、字节跳动、拼多多和美团。

　　当年有程序员因技术问题当众为难乔布斯，但乔布斯回答说，你需要从用户体验出发倒推用什么技术，不能从技术出发思考如何才能卖出去。

　　瓦特作为提问者，他的思路是如何将蒸汽机做得更好，但不知道用来做什么。阿克莱特相当于乔布斯，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纺织流程自动化。

　　你可能无法成为瓦特，但可以成为阿克莱特，甚至是乔布斯，他们才是真正的科技推动者。

　　乔布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理解了最前沿科技的能力极限。创业时要勇于挑战从未尝试过的事情，需要预先判断技术是否能实现，以便调整策略。

　　例如硅谷曾有一位被誉为女版乔布斯的伊丽莎白·霍姆斯，她试图打造一滴血检测200多个指标的设备，最终因技术不支持而失败。

　　CEO不必是研发科技的工程师或者科学家，但必须熟悉科技性能和能力边界，成为早期使用者。乔布斯并非智能手机的第一个发明者，但他让智能手机变得如此便捷，进而实现了普及。

　　企业家争取市场认可的第一，而非产品开发的第一。如果你是最早使用最先进科技的人，了解使用过程中的辛酸甘苦，并知道如何改进，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顺畅地使用，那么你就是下一个乔布斯。

　　科技往往会产生涟漪效应，它不仅会直接产生产品和应用，还会带来社会的改变。其中两个涟漪效应非常显著，一个是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另一个是线上社会的建立。

　　影响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国的制造业外迁。制造业外迁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统计了从1981年至2020年美国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费用数据，从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81年大约70%的研发费用来自大企业，这一规律逐渐被打破，目前大中小企业基本各占1/3。

　　恰逢美国在1980年推出拜杜法案，使更多专利进入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通常仅派出律师谈判技术转让，这使得小企业有机会获取科研成果，进而发展壮大。

　　当时美国出现了一股新思潮，经济学家认为企业CEO的单一考核指标应该是股东回报，这促使华尔街对企业的新评判标准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使资产负债表更美观，满足华尔街的要求，开始甩掉制造业包袱，将制造业务外包。

　　大型企业将制造业务外包通常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工厂迁移国外，二是断绝与国内的商业从属关系，使其成为真正的轻资产公司。同时，如果大企业拥有研发能力，就可以实现控制，如果没有研发能力，就会失去控制。

　　许多大型企业纷纷将工厂迁移至制造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如东南亚或者中国。由于原创性研发主要由小型企业承担，大型企业在搬迁过程中逐渐失去对工厂的控制，因此他们甚至要求这些地区的企业代为加工，将生产能力转让给当地企业。

　　新一轮科技变革使小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尽管他们与大企业难以合作，但与中国企业对接后，发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

　　在跨国企业不断迁移制造业务的过程中，我国学会了开放性接受先进科技，培养了开放性复杂产品制造能力。

　　当前，创新企业的主要聚集地已转向外部，特别是小型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与欧美大型企业对接制造业务时，面临诸多困难。

　　以一个实例为例，一位嘉宾研发了一款名为螳螂的摄像头系统，该系统具备先进的人脸识别和车牌识别功能。然而，在美国他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来实现产品的研发和量产。这位嘉宾后来选择来到中国，在昆山成立公司，并成功地将该产品投入实际应用。

　　目前，虹桥机场已安装了这款摄像头系统。这个案例展示了中国的柔性生产能力。尽管这种能力可能是在与美国企业合作过程中意外培养出来的，但它为众多无法与美国大型企业成功合作的小型科技企业提供了出路。这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科技制造领域的领先者。

　　许多前沿产品在中国得以成功开发并实现商业化，例如盲人眼镜帮助盲人恢复视力，平衡仪帮助半规管损伤的人恢复正常生活等。虽然这些产品在美国可能难以实现开发和量产，但是在我国可以迅速实现商业化。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为我们培养了大量人才，使我们有能力完成任务。

　　当前，尤其是人工智能和远程协同能力的快速发展使得混合现实等技术得以实现。这些技术结合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使得远程工作变得更加顺畅。

　　这意味着产业生态将进一步发展，地理密度不再需要过于集中。我们追求的是产业密度即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协同，因此我国的产业生态将迈向下一波全球化进程。

　　如今，许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例如原神游戏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上线，受到广泛欢迎。原神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弘扬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

　　另一个例子是TEMU，据说由于商品价格优势，许多美国一元店也受到了影响。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的各种行为均可被数字化记录、跟踪分析，并受到线上互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线上了解全世界人民的行为和需求，并从中国向全世界销售产品。

　　例如，一家名为Shein的公司通过快速收集用户反馈，实现产品的加减量，以此将业务拓展至全球。

　　我们一直强调线上社会的特征是物理世界坍塌，社会规则永存。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受心理距离影响，而不是受地理距离影响。例如在春节期间，人们聚在一起，孩子们更愿意与远程朋友聊天，而非与身边的亲人交流。

　　成功的科技企业不仅仅局限于创造全新产品，更重要的是最大化提升现有技术的性能。

　　以特斯拉为例，其成功关键在于对电池技术的极致优化。通过对电池性能进行深度剖析和拆解，特斯拉实现了5项关键指标的综合提升，显著提高了能效。这一创新使得电动车业务模式得以实现，成为特斯拉真正的成功秘诀。

　　在欧洲投资多年的华人申林路先生指出，疫情期间，尽管我国处于封闭状态，但全行业的迭代速度仍然得到显著加快。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所具备的全产业链协同效应，其中每个企业都在积极为整个产业链的优化贡献力量。复杂协作能力是我国真正的优势，体现了极致性能调优的优秀表现。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生产新车型时展现出更高的效率。美国人或欧洲人生产新车型需要三年的设计周期，而中国人仅用三个月就能从构思到交车。这得益于我国全产业链上下协作调优的能力，这是我国真正的优势所在。

　　一位美国著名投资人彼得·蒂尔曾撰写了一本书《从0到1》，许多科技企业家将其视为圭臬。书中主张，原创性研究新产品，制造出原型才是关键，而原型的复制并无意义，可以交给中国OEM厂商或者外包商完成。

　　以我国为例，诸多创新产品如蛇片、平衡仪和盲人用品之所以选择在天津量产，是因为天津具备丰富的技术知识，对电子产品乃至开放性支持量产能力有着深厚基础。

　　天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无论产品多么复杂，中国都能实现量产。例如，每一代苹果产品都需要几百名工程师，花费几个月时间才能实现量产。

　　因此，我们提到从0到1和从1到100万，这两个1不同。从0到1，的1是原型，prototype，从1到100万的1是可量产的原型。这两个1之间隔着几百个工程师和几个月的工作量，以及大量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了解和经验，是遍布各环节的性能调优。

　　遗憾的是，中国人并不认为这是优势，甚至将其视为来料加工和代工。而国外也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优势。因此，我们发起了一场寻找能代表量产化英文单词的活动，以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线. 从内卷到外卷，成为全球化新物种

　　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内卷现象培育出了全产业链的极致优化能力，这无疑是我们所具备的一大优势。

　　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内卷状态，内卷是为了提升内部实力和提高效率。我们应该积极寻求海外市场，发挥效率优势。

　　所谓的制造业回迁应该是一个重构过程，而重构的主导者应该是中国人。当前产业链核心在中国，重构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而非简单地迁出中国。

　　日本的产业链布局是全球化，从80年代开始，日本建厂大步全球化，与美国将制造业迁出相比，日本本国的生产没有消失，而是通过本国生产和全球生产共同发展形成更大的产业链和更强的竞争力。中国也需要走过这一步，中国制造不应该仅限于中国，而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需要根据全球最优布局，重新改变全球产业链，形成最优输出，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完成。

　　全球经济体大致分为三类：发达经济体周边，例如墨西哥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出海的步骤是先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市场门槛低，所以容易进入。门槛低是有原因的，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进去容易，但是容易被关门打狗。小米在印度的遭遇不会是孤例。

　　第一，通过提高性价比来打造成功品牌有人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必然会降低，不会再高速增长，机会减少。我认为仍然有机会。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日本。日本过去30年增速较低，但是已经塑造了一批性价比超高的品牌，例如无印良品。既然已经具备优质的制造能力，就没有必要让知名品牌垄断我们的利润。

　　回顾过去，人工智能仍然是最大的机会。我们反复强调，这个时代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如今的人工智能正如蒸汽机一样，掀起数字革命，带来无数新机会。

　　面对人工智能，有些人认为这是机会，有些人不这么看待。以AI下棋战胜人类为例，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情况是围棋界alphago战胜李世石。有些中国棋手认为围棋不值得下，因为永远无法战胜AI。

　　人工智能未来有4个阶段：性能调优、降本增效、简单服务和复杂服务。具体来看：

　　未来的人工智能依靠数据优势对你了如指掌，肯定会特别让你开心。早晚有一天，你的人工智能好友数量会超过你的人类好友数量，因为那些人工智能好友更全心全意地帮助你。

　　我们经常提到科技推动世界的三个步骤，即行为改变、习惯改变和观念改变，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是相同的。

　　未来不仅有GDP增长，还能让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服务他人，提供者获得成就感，接受者获得便利，构建新时代。